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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慧:中国对新加坡错误认知的四种类型(转发)

来源:南风金融网 作者:南风金融网 人气: 发布时间:2020-02-13 21:25:00
陈纳慧:中国对新加坡错误认知的四种类型
?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 更新时间:2020-02-13 10:02

任何认知都依赖于客观存在,但也必然或多或少地独立于客观存在。这种独立性使得认知无法与客观存在完全相洽,因此在本质上都是“错误的”。错误认知(misperception)分很多种类,在中国认知新加坡的案例中,我将它归纳为四种类型:类似、元素不一致、时间不一致、想象的。

首先须指出的是,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和时间点,新加坡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都不是囫囵一统的,而是具有多面性,我将其中的每一个面向称为一个观念元素。我在分析认知与客观存在之间的差异时,以观念元素为单位。

类似的情况最为常见。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观念中的新加坡即是其客观存在的真实反映,但因为观念不与客观存在等同,总是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客观存在,所以严格地说,它们两者是类似的。

自1992年始,每年中国都派送大量官员到新加坡访问、考察和学习。有着20多年中国官员培训历史的南洋理工大学,更被中国媒体誉为中共的海外党校。在新加坡参加培训的中国官员不仅在课堂学习理论知识,也时而聆听新加坡前官员的实践经验分享和参与讨论,更有诸多机会走访新加坡各政府部门、公司和其他机构。

此外,他们也将关注和思考投注在自己在新加坡日常生活的真实体验中。因此,他们接收到有关新加坡经验的第一线信息,且对客观存在的新加坡本身有着较为全面的体验,这使得他们的新加坡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即是新加坡的真实呈现。他们的新加坡印象又进一步塑造了中国广大民众对新加坡的认知。

人际文化和政治文化的不同

元素不一致指的是中国人认知的新加坡的某一侧面,实则是其另一侧面。例如,不少人认为,中国向新加坡学习比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更加现实可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国文化相似,新加坡是华人国家。但事实上,尽管华人占了新加坡人口的四分之三强,新加坡却属于英语语系,在文化上也更倾向于西方。

此点可以从理念和实践两个层面具体来看。在理念层面,以政治理念为例,不少中国学者认为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是东方的,甚至将其归为王道模式。尽管他们也承认王道包含民主,但这显然不同于西式民主。然而,新加坡的实际情况并不如此。

纵使李光耀的威权之风盛如王者,新加坡在事实上所采用的是西式的一人一票民主制。这一制度保证了人民行动党与反对党在选举市场进行公平竞争,反对党尽管势力弱小,却依然对人民行动党构成竞争压力。这显然不同于中华政治文化中的王道。在具体实践层面,文化差异在中新合作项目中,也屡屡造成双方的误解和摩擦。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合作不如预期乐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国人际文化和政治文化的不同。

因此,华人文化占主导是中国人对新加坡的误解,即使新加坡兼容东西文化,但它的东方文化也与中国文化存在很大差异。故此,文化相似是中新两国间的重要联结点这一判断是伪命题,中国借鉴新加坡经验之所以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其他元素。

时间不一致指中国人在时间点A认知的新加坡的某一或某些侧面,实际上反映的并不是时间点A的新加坡的客观存在,而是反映了新加坡在另一时间点B的同一面向或其他面向。例如,中国普通民众对新加坡的认知具有滞后性,他们观念中的新加坡停留在李光耀在位时的政治状态,对近年来在新加坡所发生的政治、社会变化并不十分知晓。

中国人对新加坡认知的滞后性,最严重的反映恐怕是在海外华族层面。大多数中国人对海外华族身份认同的复杂历史变迁缺乏了解。以最切近的二战结束以来的这段历史为例,中国境外的华族整体上都经历了身份认同的巨变。随着华侨(overseas Chinese)成为华人(Chinese overseas),他们的国家认同由中国转到入籍国,归属感也从“落叶归根”转变成“落地生根”。

新加坡的华族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渐渐与中国疏离。尤其是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大多数的华族不再是由中国迁徙而来的移民,而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他们自然而然地将新加坡视为祖国和家。但不少中国人对海外华族的理解,却依然停留在“离散”状态。离散状态意味着海外华族依然心系中华之根,渴望回到母国。在这一观念中,移民似乎是海外华族的不变身份,回归是他们的永久心结。

对新加坡华族的身份认知停滞在离散阶段,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看待中新两国关系时,难以摆脱“血浓于水”的情结;而这,按照李光耀自己的话说,使得中国人对新加坡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这就是中国对新加坡错误认知第四种类型“想象的”的一个典型例子。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李光耀逝世后,中国民众蜂拥而至其祖籍地广东省大埔县祭奠,大埔县也设立了许多纪念堂。然而讽刺的是,李光耀生前数次访华,却从未踏足大埔县。李光耀的做法体现了:当对“国”的忠诚与对“族”的信仰发生冲突时,在海外华族的选择和取舍中,前者占有更重要的位置。我们在过往的国际政治现实中看到,两国国家利益的现实需求,往往和中国人所想象的“血浓于水”的情结构成相悖关系,“血浓于水”不仅因此难以实现,反而因为这一想象和期望的落空,而引致两国间的误解和摩擦。

此外,还有两点关于认知方和被认知方的问题须要阐明:

一、美国政治学者杰维斯(Robert Jervis)曾指出,要了解一国对另一国的认知,不能脱离开后者有意对前者投射的自我形象。要理解中国人对新加坡的认知,还须考量新加坡方面如何向中国呈现自己,并对中国人的观念主动施加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领导人以其个人魅力,将他们所承载的新加坡符号植入中国人的心目中。此外,新加坡政府也不遗余力地对中国进行“模式输出”。这些的确都对形成中国人观念中的新加坡产生了显著影响。中国人观念中的新加坡,正是由认知方中国和被认知方新加坡两方面所共同塑造的。

二、认知方和被认知方不仅可以是不同的人或国家,也可以是处于不同时期的同一个人或国家。在中国认知新加坡的例子中,中国在认知对象国新加坡的同时,也在认知历史时期的自己并思考未来的自己。因此,中国对李光耀的新加坡的认识,与对自己的认知形成了互动,两种认知相互影响和作用。

(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讲师,南洋理工大学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南风金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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