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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还有优势吗? ——读《枢纽》&《溢出》(海通固收 周霞)

来源:南风金融网 作者:南风金融网 人气: 发布时间:2020-11-04 20: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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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还有优势吗?——读《枢纽》&《溢出》

(海通固收? 周霞)



概要

  • 最近两年关于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供应链外移的声音不断,中国的产业链是否具有韧性和稳定性,会否被东南亚国家所取代?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化,美国制造业回流对中国制造业会否产生不利影响?这些将成为观察中国能否打造国际与国内双循环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介绍施展的两本书《枢纽》和《溢出》,这两本书将告诉我们:中国是一个多元复合体系,是海洋秩序跟陆地秩序之间的枢纽,中国的经济奇迹,远不是用我们过去常说的人工和土地的要素价格低便能够解释的,其背后有一个逐渐演化出的庞大的系统在支撑。规模决定了效率,这就让中国的供应链网络难以被其他地方替代。

  • 中国成为世界枢纽:多元化+超大规模性。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枢纽,离不开中国的两大特征:一个是它的多元成分,另一个是它的超大规模性。中国是个多元体系,包含着草原、中原、海洋、绿洲、高原等多种区域。中国东部海洋地区生产出来巨大的财富,中原拥有庞大人口与市场,可以作为中介,把东部的巨大财富转化为向西部大陆地区投放的秩序。香港和新疆作为纽带,它们让中国更紧密地跟世界的海洋区域和大陆区域相联系。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体现在中原地区的庞大人口与财富上。

  • 中国崛起:供应链网络+财税改革。崛起能力:完善的供应链网络。西方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其制造业将生产流程大规模地外包。中国无数家极度专业化的中小企业形成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满足了弹性与效率。崛起机遇:财税改革遇上世界订单。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财力上缴,地方开始寻找其他创收途径,土地财政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建设开发区,带动地价上涨,高地价变成了地方政府极为重要的资金来源。中国的土地财政,刚好提供了大片已经开发好的、几乎空白的工业开发区。中国崛起导致的世界经贸双循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一个循环:中国向西方国家出口制成品,从西方进口技术、资金以及各种高端服务业贸易,这个过程可以看作第一循环。中国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另一个循环:中国向这些国家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这是第二循环。

  • 制造业转移逻辑:供应链溢出。第一,制造业向越南的所谓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事实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第二,能够转移的环节,和通常所说的高技术产业还是低技术产业没有关系,而是和不同梯次工业革命所出现的产业有关系。第三,推动中国供应链网络向东南亚溢出的真正力量是中国民间力量。第四,是溢出而非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技术、公司组织形式以及生产逻辑的演化,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越发分离。经济空间以各种方式穿透国界存在,政治无法真正约束这种经济空间的运转。

  • 经济运行与政府政策逻辑分离。从国内层面着眼,经济空间以各种方式穿透国界存在,民间经济的运行逻辑和政府政策的逻辑越来越分离成两条线。从国际层面着眼,以国家为单位来思考经济问题已经越来越没有意义了。世界必须找到新的治理办法,新办法的根基必须与新变化的动力基础相匹配。是经济活动穿透国界才带来了这些问题,但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并不是国家,而是商人,所以新的治理办法是需要由商人来主导的。贸易摩擦是一种很有趣的极端环境,正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我们可以发现民间经济正在溢出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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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出口持续好于预期

疫情之后,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出口从疫情以来连续好于市场预期,9月中国出口增速继续回升至9.9%,从产品结构看,防疫相关物资中纺织品出口增速逐步回落,而随着疫情的逐步缓解,医疗器械出口从7月的78%大幅下滑至9月的30.9%。而其他品类如服装、家具、汽车零配件、鞋靴、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出口继续改善。由于中国疫情防控有力,支持了产业链迅速复工复产,同时国内产业链上下游相对比较齐全、集聚,出口产业链在这次全球新冠危机中经受住了考验。

但最近两年,关于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供应链外移的声音不断,中国的产业链是否具有韧性和稳定性,会否被东南亚国家所取代?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化,美国制造业回流对中国制造业会否产生不利影响?这些将成为观察中国能否打造国际与国内双循环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此我们介绍施展的两本书《枢纽》和《溢出》,这两本书将告诉我们:自古至今,中国都是一个多元复合体系,是海洋秩序跟陆地秩序之间的枢纽,中国的经济奇迹,远不是用我们过去常说的人工和土地的要素价格低便能够解释的,其背后有一个逐渐演化出的庞大的系统在支撑。在供应链网络的规模超过某个门槛之后,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在综合成本当中的占比将大幅下降,网络的效率才是成本控制的核心。而规模决定了效率,这就让中国的供应链网络难以被其他地方替代。进入21 世纪之后,这个庞大的系统不断高效地自组织、自演化,显现出巨大的能量。

2.??中国成为世界枢纽:多元化+超大规模性

理解中国历史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中国历史发生过四次重要的转型。从商周之变,经过周秦之变、唐宋之变,最终走到了从清末开始的古今之变。另一个维度是中国历史一直是一个多元体系,包含了中原、草原、海洋,还有西域和高原。这几个空间在历史上互相依赖、互相塑造,加在一起才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到了近代,这种空间进入更宏大的格局,中国开始和世界发生深刻的相互塑造过程。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枢纽,离不开中国的两大特征:一个是它的多元成分,另一个是它的超大规模性。这种多元的超大规模性,并不是在今天,或者近代以后才突然发展起来的,而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在古代历史中,中国就是个多元体系,这个体系包含着草原、中原、海洋、绿洲、高原等多种区域。任何一个区域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构成部分。因为在这些区域之间,会通过各种战争的方式或和平的方式,进行长期的互动。各个区域相互塑造,深刻地嵌入到彼此的历史当中,每一个区域在这个过程中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也因此都获得了独特的历史记忆。这些独特的记忆又都没法独立存在,因为各个区域都无法独立存在,所以各种记忆又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更加宏大的共享历史记忆。

中国内部有海洋,有大陆,还有海陆中介,这三大部分。中国的海洋区域就是东南沿海地区,这里有着庞大的资本和世界级的制造业能力。中国的大陆区域就是西部地区,这里自然环境艰难,秩序脆弱,宗教气氛浓厚,像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等都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国的中介区域就是庞大的中原地区,这里有庞大的人口资源和市场资源,可以作为连接性力量。这三个部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东部海洋地区生产出来巨大的财富,中原拥有庞大人口与市场,可以作为中介,把东部的巨大财富转化为向西部大陆地区投放的秩序。中国的海洋区域和大陆区域,又各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作为向外的接口。这两个接口分别是香港和新疆,作为纽带,它们让中国更紧密地跟世界的海洋区域和大陆区域相联系。

香港是中国唯一施行普通法(又称英美习惯法)的地区,与普通法体系相对的就是大陆法体系,欧洲的大陆国家、中国等等都是大陆法系的国家。普通法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要好过大陆法。香港就具有一种重要的二元性。一方面,它是中国这个大陆法国家不可分割的领土;另一方面,它又和整个海洋世界分享着同样的普通法秩序。中国通过香港,就有了一个与海洋世界形成无缝连接的接口。中国可以通过香港,来影响国际资本市场,反过来也可以通过香港,从国际资本市场汲取巨大的力量。

再来看看新疆,新疆同样具有二元特征。它一方面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一方面又与欧亚世界有着深刻的历史关联,也就是中国以西、欧洲以东的世界,包括中亚和一部分中东地区。站在中原看新疆的时候,会觉得那是中国西部的尽头。但是,一旦你转换视角就会发现,新疆实际上是中国继续向欧亚世界投射影响力的起点,也是欧亚世界的影响力进入中国的起点。新疆是联系中国与欧亚世界的关键纽带,也正是因为新疆的存在,中国获得了与大陆世界无缝连接的接口,才能真正成就自己作为海陆枢纽的地位。

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体现在中原地区的庞大人口与财富上,其规模甚大,以至于在第一个千禧年过后,朝廷(中央)所能低成本汲取的资源超过了任何地方性势力的抗拒能力,此后中国再无长时期的分裂现象出现,于是就有了国人经常说的唯一历史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

然而超大规模性也会存在困境:就物质层面而言,在内部均衡带来的和平红利下,中国人口过度繁衍,劳动力变得廉价,使得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无法出现,中国因此无法内生性地发展起工业经济;而不能从农业经济发展到工业经济,便无法吸纳过剩人口。中国于是自我锁死在一种低水平状态上,有学者称之为内卷化。中国因此便有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危险,因人口过剩导致流民四起而造成的治乱循环,可能会反复上演,无法带来社会的结构性演化,而只是无变化的重复。朝廷能够从这个超大规模人口的社会中汲取到如此多的资源,以至于社会已不再拥有对于朝廷的制衡力量。除非有外部资源注入,才可能突破这两重困境。因此,在内外压力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加入世界秩序,走上了现代转型的道路。一旦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超大规模性反倒会成为竞争优势。

3.?中国崛起:供应链网络+财税改革

崛起能力:完善的供应链网络。西方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其制造业将生产流程大规模地外包。中国无数家极度专业化的中小企业形成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彼此之间互相配套,而且这种配套关系会不断地重组。高度专业化的单个小企业,确保了生产效率;而这些小企业组成的在不断动态重组的网络,又确保了弹性。弹性与效率两个条件就同时满足了。因此,供应链网络,是承接大规模外包的一个重要前提。

崛起机遇:财税改革遇上世界订单。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财力上缴,地方开始寻找其他创收途径,土地财政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分税制把营业税划归地方,建筑类企业就是缴纳营业税的,而建筑业对土地有大量需求,与土地增值相关的税收也都归地方,所以地方政府就开始鼓励建筑业的发展,这构成了最初意义上的土地财政。后来地方政府又发现,可以拍卖土地使用权,或者用土地作担保,进行融资贷款,来建设开发区,开发区把土地炒熟了,周边土地升值了,可以再进行新一轮的拍卖或者融资。很快这就变成了地方政府极为重要的资金来源,这个过程就刺激了中国城市化的大发展,大量开发区也建设起来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西方国家的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出现了。中国的土地财政,刚好提供了大片已经开发好的、几乎空白的工业开发区,两个事情正好在时间上赶在一块了。

中国崛起导致的世界经贸双循环。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已经不是制造业成本中最具决定性的要素了,供应链的管理能力,成为一个新的要素,而且它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随着创新经济和制造业外包,西方国家逐渐开始去工业化,主打高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不需要原材料的,只有制造业、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才需要原材料。亚非拉这些外围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就是原材料。因此,西方国家就不再直接和这些原材料国家发生经贸联系了。原材料国家只能和东亚集聚区的国家、尤其是中国进行贸易了。中国因此成为全球经贸循环中的枢纽,脱离开中国这一环,全球经济就没法完整运转起来了。

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一个循环:中国向西方国家出口制成品,从西方进口技术、资金以及各种高端服务业贸易,这个过程可以看作第一循环。中国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另一个循环:中国向这些国家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这是第二循环。

4.?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1949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分为 4个阶段。第一、 1949-1978 年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发展逻辑深受苏联工业化经验的影响,以计划经济手段强行推动了第一轮重化工业化,中国的重化工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衡;第二、1979—1998 年是轻、重工业均衡发展阶段,市场引导轻工业发展,开始弥补前 30 年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第三、1999-2011 年是第二轮重化工业化阶段,重化工业占比再次大幅上升,这个阶段的重化工业发展,与保留下来的计划有关;第四、 2012 年至今是重化工业优化回调的阶段,轻工业占比明显回升。

重化工业相当于现代工业经济中的基础设施。随着改革开放前半段轻工业的发展,过去的经济基础设施已不敷使用。于是,重化工业在市场引导下再度发展起来。随着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大致完成,轻工业在2012?年之后的占比再度回升。这些过程都属于相对正常的经济现象。与第一轮重化工业阶段相比,第二轮重化工业阶段的增长机制有着深刻变化:增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具有较为可靠的市场导向基础,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逐步提高,增长中基本形成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民营企业三足鼎立的格局。

中国的枢纽地位和世界经贸秩序双循环结构这些假说的进阶版就是一种多层级结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化工业产业,对于国家意志和市场规模有着敏感性,中国大致能占据枢纽地位。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电子技术产业,则会有一些产业环节(而不是整个产业)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东南亚加在一起占据枢纽地位。但中国在其中有较强主导性,这根植于中国供应链网络的规模、隐性知识的积累(手艺这种隐性知识是难以大规模传播和积累的,它只能在实践当中被体悟,而中国庞大的供应链网络提供了最大规模的实践机会。工厂能够从中国迁走,但是这个人群的隐性知识无法跟着被迁走)以及中国在重化工业产业上的优势。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产业,其核心动力是创新,由美国主导,但中国在其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一轮的创新是由两条腿来支撑的,一条腿是技术创新,它依赖的首先是足够自由的经济生态环境和法律生态环境,美国在这方面有着明显优势;另一条腿是商业模式创新,它依赖的首先是足够大的市场规模,中国在这方面有一定优势。而信息技术的运行对物理硬件有依赖,仍然需要重化工业和电子技术产业所提供的硬件制造能力,中国在这方面有着很大优势。不过这些制造业也会因应着信息技术的演化,而开始改变自己的企业组织形式。电子技术产业和信息技术产业则主要是靠市场的力量,依托民营经济发展起来的。尤其是信息技术产业,它的高速迭代反向拉动了电子技术产业的重构,电子技术产业也会高速迭代,这就要求这两个产业领域的企业都必须有足够高的经营效率和灵活性。而这一点,唯有在市场竞争中拼杀出来的民营企业才能做到。近几年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排名里,基本上都是6 家美国公司,4 家中国公司,这就可以说明问题。

5.??制造业转移逻辑:供应链溢出

中国的经济奇迹,远不是用我们过去常说的人工和土地的要素价格低便能够解释的,其背后有一个逐渐演化出的庞大的系统在支撑。进入21 世纪之后,这个庞大的系统不断高效地自组织、自演化,显现出巨大的能量。如果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台计算机,中国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相当于计算机的硬件系统,中国庞大的供应链网络相当于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各种具体产品的强大生产能力,相当于我们看到各种应用软件在这个计算机上跑分。在跑分的软件既可能有最简单的扑克牌小游戏,也可能有庞大的数据库软件。但无论什么软件,在强大的硬件系统和操作系统的支撑下,都会有出色的表现。

贸易摩擦导致的制造业转移到底是怎样的逻辑?

从纯粹的理论分析来看,大规模转移不大可能。支撑中国供应链网络的很多条件并未因贸易摩擦遭遇实质性挑战,海外也没有哪个国家有条件承接中国如此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转移。而在今天的全球经济逻辑之下,仅仅转移工厂而不转移供应链网络,是构不成实质意义上的转移的。

第一,制造业向越南的所谓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事实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从中国向越南转移的,并不是某些行业中的整个产业,而是该产业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主要是对供应链需求较低、人工成本占比较高的环节,通常是最终的组装环节。其他环节很难转移出去,仍然留在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中。结果就是,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往越南转移得越多,对中国这边供应链的需求就越大,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之间从而形成了一种深度的嵌合关系。这样一种转移,还是称之为溢出更恰当一些。越南不仅工厂租金比中国贵,而且水电成本也高过中国,中国的水电费用价格大约是越南的2/3 。总体来说,越南主要是在劳动力和税收政策方面比中国有优势,其他方面则基本上是处于劣势的。越南的人口规模、领土规模、经济规模、高质量基础设施的规模、优秀工程师的规模,以及每年培养出的合格大学生与熟练工人的规模,与中国相比,都差着一个甚至两个数量级。考虑到这样悬殊的实力差距,越南确实是不可能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的。

第二,能够转移的环节,和通常所说的高技术产业还是低技术产业没有关系,而是和不同梯次工业革命所出现的产业有关系。今天各国之间已经是在工序层面的跨国分工,复杂产品很少能在单一国家或地区内部完成全部生产环节。高技术产业的生产环节中不都是高技术环节,其中的低技术环节如果符合第一点的条件,是有机会转移走的。但是在转移过程中,不同梯次工业革命所出现的产业,其转移逻辑是不一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的重化工业相当于工业经济中的基础设施,重化工业基本上终结在中国,无法向东南亚转移。第三次工业革命形成的电子产业,它所依托的最大规模供应链网络也会留在中国——毕竟其所依赖的经济基础设施在中国,但是电子产业中的组装环节会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转移出去的这些环节,会与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保持深度的嵌合关系。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产业,由美国主导,但中国在其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超大市场规模能带来商业模式创新上的优势。

第三,推动中国供应链网络向东南亚溢出的真正力量是中国民间力量。贸易摩擦越严重,民间经济就越努力加强自救。所谓自救,很多都是生产环节向海外尤其是向越南的转移,因为那些地方无须面临美国的高关税。但是,在转移的过程中,只有组装环节能够出去,其他环节仍然需要依托中国庞大的供应链网络。而中国供应链网络的活力,也来自民间经济。因此,贸易摩擦的结果是,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会加速向海外扩展,但这一过程的主要动力来自民间。

第四,是溢出而非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技术、公司组织形式以及生产逻辑的演化,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越发分离。经济空间以各种方式穿透国界存在,政治无法真正约束这种经济空间的运转。信息技术天然地是穿透国界的,而制造业中的生产流程也越发成为一种跨国性的存在。当今复杂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大部分环节是在几个国家中通过跨国配合完成的。倘若把一件复杂产品从元器件到最终产品的全生产流程所经历的物理空间称作生产流程所依托的经济空间,这种经济空间已经是高度穿透国界,也即穿透政治空间的了。

6.??经济运行与政府政策逻辑分离

从国内层面着眼,经济空间以各种方式穿透国界存在,民间经济的运行逻辑和政府政策的逻辑越来越分离成两条线。政策对民间经济的影响机制,跟过去已经大不一样了。从国际层面着眼,以国家为单位来思考经济问题已经越来越没有意义了。而现在的各种国际经济治理秩序,比如WTO?(世界贸易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各种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组织起来的,国际经济治理秩序在运转上也就越来越有问题。简单地以国家为单位来思考经济问题,会越发与实际情况错位。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迅猛展开,技术、公司、产品、资源等一系列要素对于国界的穿透力前所未有的强,人员流动的程度也前所未有的高,在这种情况下,就越发需要回归到政治的归政治,商业的归商业的秩序逻辑上。

世界必须找到新的治理办法,新办法的根基必须与新变化的动力基础相匹配。是经济活动穿透国界才带来了这些问题,但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并不是国家,而是商人,所以新的治理办法是需要由商人来主导的。回看历史,商人秩序曾经与政治秩序缠绕着共生演化,推动人类秩序不断发展,中世纪以德意志商人为主导的商人秩序——汉萨同盟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但是,到了近代的主权国家时代,政治秩序变得过于强大,商人秩序被政治秩序遮蔽了。而今天,随着技术和生产的变迁,商人秩序很可能走到了需要重新站到历史前台的时刻。

贸易摩擦是一种很有趣的极端环境,正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我们可以发现民间经济正在溢出的强大动力;也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我们会被促使着去构想未来新的秩序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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